第二天,我爬上去北京的慢車,帶著很多行李,趴在一個靠窗的桌子上大睡,等我抬頭的時候,車已經(jīng)到了北京。
中國人首先就沒有徹底弄明白,學習和上學,教育和教材完全是兩個概念。學習未必要在學校里學,而在學校里往往不是在學習。
而那些學文科的,比如什么攝影、導演、古文、文學批評等等(尤其是文學類)學科的人,自豪地拿出博士甚至還加一個后的文憑的時候,并告訴人們在學校里已經(jīng)學了二十年的時候,其愚昧的程度不亞于一個人自豪地宣稱自己在駕校里已經(jīng)開了二十年的車。
老夏馬上用北京話說:你丫危急時刻說話還挺押韻。
當年春天中旬,天氣開始暖和。大家這才開始新的生活,冬天的寒冷讓大家心有余悸,一些人甚至可以看著《南方日報》上南方兩字直咽口水,很多人復蘇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處打聽自己去年的仇人有沒有凍死。還有人一覺醒來發(fā)現(xiàn)自己的姑娘已經(jīng)跟比自己醒得早的人跑了,更多人則是有事沒事往食堂跑,看看今天的饅頭是否大過往日。大家都覺得秩序一片混亂。
我淚眼蒙回頭一看,不是想象中的扁扁的紅色跑車飛馳而來,而是一個挺高的白色轎車正在快速接近,馬上回頭匯報說:老夏,甭怕,一個桑塔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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