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春天中旬,天氣開始暖和。大家這才開始新的生活,冬天的寒冷讓大家心有余悸,一些人甚至可以看著《南方日報》上南方兩字直咽口水,很多人復蘇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處打聽自己去年的仇人有沒有凍死。還有人一覺醒來發(fā)現(xiàn)自己的姑娘已經跟比自己醒得早的人跑了,更多人則是有事沒事往食堂跑,看看今天的饅頭是否大過往日。大家都覺得秩序一片混亂。
然后我推車前行,并且越推越悲憤,最后把車扔在地上,對圍觀的人說:這車我不要了,你們誰要誰拿去。
第二筆生意是一部桑塔那,車主專程從南京趕過來,聽說這里可以改車,興奮得不得了,說:你看我這車能改成什么樣子。
等我到了學院以后開始等待老夏,半個小時過去他終于推車而來,見到我就罵:日本鬼子造的東西真他媽重。
這樣的車沒有幾人可以忍受,我則是將音量調大,瘋子一樣趕路,爭取早日到達目的地可以停車熄火。這樣我想能有本領安然坐上此車的估計只剩下紡織廠女工了。
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錢在郊區(qū)租了一個房間,開始正兒八經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想要用稿費生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寫東西,一個禮拜里面一共寫了三個小說,全投給了《小說界》,結果沒有音訊,而我所有的文學激情都耗費在這三個小說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