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春天中旬,天氣開始暖和。大家這才開始新的生活,冬天的寒冷讓大家心有余悸,一些人甚至可以看著《南方日報》上南方兩字直咽口水,很多人復蘇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處打聽自己去年的仇人有沒有凍死。還有人一覺醒來發(fā)現(xiàn)自己的姑娘已經(jīng)跟比自己醒得早的人跑了,更多人則是有事沒事往食堂跑,看看今天的饅頭是否大過往日。大家都覺得秩序一片混亂。
一凡說:沒呢,是別人——哎,輪到我的戲了明天中午十二點在北京飯店吧。
那老家伙估計已經(jīng)陽痿數(shù)年,一聽此話,頓時搖頭大叫朽木不可雕也然后要退場。退場的時候此人故意動作緩慢,以為下面所有的人都會竭力挽留,然后斥責老槍,不料制片上來扶住他說:您慢走。
然后那人說:那你就參加我們車隊吧,你們叫我阿超就行了。
最后我說:你是不是喜歡兩個位子的,沒頂?shù)哪欠N車?
而那些學文科的,比如什么攝影、導演、古文、文學批評等等(尤其是文學類)學科的人,自豪地拿出博士甚至還加一個后的文憑的時候,并告訴人們在學校里已經(jīng)學了二十年的時候,其愚昧的程度不亞于一個人自豪地宣稱自己在駕校里已經(jīng)開了二十年的車。
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錢在郊區(qū)租了一個房間,開始正兒八經(jīng)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想要用稿費生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寫東西,一個禮拜里面一共寫了三個小說,全投給了《小說界》,結(jié)果沒有音訊,而我所有的文學激情都耗費在這三個小說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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